八 十 回 望 

　　我于民国21年（1932年）农历10月10日，生于翼城县孝义村一个农民家里。我的父亲名叫王通，生于清光绪24年（1898年）农历9月14日，1985年农历12月5日逝世，高寿87岁。我的母亲薛氏（娘家辛安村）生于清光绪29年（1903年），因患糖尿病于1965年农历12月5日去世，享年63岁。父母亲一生以农维生，家境贫寒，父亲青壮年时还曾在里砦村给有钱人家扛长工，母亲在家纺花织布料里家务。父母一生养活了我们兄妹6人，我排行老三，我的大哥王连斗，1991年农2月24日病故，享年68岁，大嫂郑兰芳今年高寿89岁，仍身体康健；二哥王连忠今年86岁，二嫂付桂兰今年84岁，由于孩子们照料周详，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；我的弟弟王连生，今年73岁，弟媳杨玉娥今年66岁，他们也都生活得很好；大妹妹王连芝66岁时因病去世；二妹妹王连美现年70岁。如今全家上下近40口人，士农工商行行都有，在孝义村也算得上是一个很受人们羡慕的大家族了。这些都让我内心感到欣慰。令我感到愧疚的是，我的亲生父母在晚年虽有兄嫂弟媳和侄儿侄媳他们侍奉得都很好，只是我照顾得太少了，虽然有时也买一点东西前去看望看望，但想到父母的生养之恩大如天地，所报答者不及万一，实在是太于心有愧了。 

　　在我4岁的时候，因辛史村姑母家没有男孩子，生父母让我给辛史姑母家过继了，养父姓任，名安德，他生于清光绪20年（1892年），于1981年病故，高寿87岁。他原籍山西省新绛县西关村人，青年时代处于封建社会，家庭困难，为了维持生活，便做起走街串巷肩挑贸易的卖货郎，后来落户于本县辛史村，与孝义村我的姑母王氏结婚成家。养母王氏生于清光绪 18年（1890年），1985年去世，享年85岁。二位老人有两个女儿，年龄都比我大。大姐叫任志秀，长大后嫁到北续村张宅，于1955年因病去世；二姐任志英，系叔父所生，长大后嫁到辛史村，现在高寿84岁，儿女孝顺，身体很好。二位老人因虽有两个爱女，却膝下无子，所以我过继到他家以后，便将我视为掌上明珠，百般珍爱。父亲当时仍做小生意，手头略有点钱，经常把我背到肩上，到各村去看戏看热闹，给我买很多好吃的东西。母亲和两个姐姐不断地给我缝制新衣新鞋，穿在身上又合体，又好看。我们姐弟虽没有同一的血缘关系，但我们之间的亲情胜似同胞姐弟，至今我和健在的二姐经常相聚，回忆往事，畅谈幼年的欢乐，真是其乐无穷。我还不到七岁时，父亲就送我到村里小学去上学读书，买书买纸墨笔砚需要钱时，父亲总是要多少就给多少，他还常到学校向老师去了解我的学习情况。父亲还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人，1947年村里进行土地改革时，开始村里干部掌握政策有些偏差，看到我家经济比较富裕，便误划成富农成份。父亲不服找到县政府告状，后经五区政府调查又改为上中农成份。后来我经常想到，父亲的这一做法，为我长大后的上学和工作铺平了道路，不然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岁月，我还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困难呢？父亲一生心胸坦荡，为人宽厚。我的母亲虽为农家妇女，但一生勤劳节俭，关爱子女，待亲朋邻友一向和蔼可亲，从无发生过任何纠葛。父母的优良传统对我的性格养成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。 

　　到了1947年，在我刚刚从里砦高级小学毕业，年龄还只有17虚岁的时候，父母亲就忙着给我说媳妇，很快在邻居们的热情帮助下，于这年的农历6月6日，我就与本村赵家女子赵素兰结了婚。妻子素兰生于1930农历10月10日，大我两岁。她虽然未上过学，没有文化，但却品质高尚，为人和善，特别能够吃苦耐劳。婚后我们生了两男一女，全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人支撑。婚后7年多，父母均已年过花甲，不能多下地干活，她一个人在生产队使用牲口拉粪、犁地、耙地等一切应由男人干的活她都去干，甚至有时还要用人拉犁、拉耧。她每年平均做200多个劳动日，最多时一年做270多个劳动日。因此，她虽然娘家是富农成份，又在本村，但即使在那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，她也经常被群众评为“劳动模范”。她能得到群众这么高的称誉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比参加田间劳动更为艰难的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，在农业社的二三十年中，全家五六口人，分粮要由她从田间一担一担往家担，有时还会遇到排队等好久，最后因短款分不到手的难堪场面；吃水要由她一桶一桶从200多米的深井里挽上来往家挑；吃米面要由她用人力推着石磨石碾一圈一圈磨好再去做成熟食……。除此之外，她还要精心地去侍奉两位老人和照管几个孩子。她侍奉老人极为周详，送水送饭、洗衣洗脚、送屎送尿，从不怕苦怕脏。在她的精心侍奉下，两位老人都活到85岁以上高寿而善终，实为难能可贵。对亲戚朋友，不论贫富，她都一视同仁。难怪我的老父亲临终时再三告我说：“素兰在咱家是立了大功的，你一定好好看待她。”父亲的话说得非常真切，妻子真是把别的女人不干的活她都干了，把别人的女人没受过的罪她都受了。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外甥女张俊生子过密，四个孩子都在我家由她照管，有的三五年，有的一二年，费尽了心血，实属不易！可惜的是，也许因为劳累过度的关系，在1997年7月，她还不到70岁时，便突然患了半身不遂之症，多方求医而久治不愈，且一年较一年加重，一直艰难痛苦地在病痛折磨中生活了九个年头。在2006年农历11月5日终于离我而去。她走了虽没有留下一句话，但该留下的早就留下了。她那勤劳节俭、孝敬父母的优良品德，早已注入我家下一代血液之中，成为我们这个家庭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。这种尊老敬老的传统，一定要在我家世世代代传下去。不过，在我老伴患病的九年中，幸有长子和媳妇九年如一日坚持购药，常回家看望；次子和媳妇一边工作，一边床前床后伺候照料，关心无微不至。特别是我的内兄赵文炳和嫂子曹玉英，虽然他们当时都已年过古稀，也需人在床前照顾，但为了照顾我的老伴，还是让他的儿媳胡爱琴来我家伺候病人。爱琴来后喂饭喂汤，穿衣穿鞋，送屎送尿，九年如一日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令我和我的儿女都十分感动。由于妻子在家的辛勤操劳，使我几十年的在外工作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，获得了巨大支持。 

　　我与妻子结婚后的1948年秋天，就读于翼城初级师范学校。1950年师范毕业后便参加了工作，被分配到县文化馆，馆长王彪臣。当时文化馆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组，领导让我任组长，同时也是主要演员之一。这个组的成员绝大部分人是师范毕业学生，有一定文化，且能拉、会唱、会画，是一专多能者。演出的节目紧密配合当时政治形势，有不少是自编自演的。那时刚刚解放不久，翻身农民渴望文化，宣传组每到一村，先放幻灯，后演小戏，很受群众欢迎。一年多时间，宣传队走遍全县30%的村庄，为当时宣传农业互助、新婚姻法和抗美援朝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，因此受到县领导的重视。 

　　1953年，经县文教局局长韩传刚推荐，组织部门调我到翼城蒲剧团任指导员。当时剧团正在河南省几个县演出，收入不好，人心涣散，面临垮台的困境。我上任后，立马赶到河南，领导剧团在那里维持演出了两个多月，已到麦收，便让人员在河南芦氏县放假，除留20人外，其余回家割麦。这中间有个人介绍，宜阳县有部分豫剧演员，主演车兰玉是河南省18名演员之一，想找个靠山。因我到剧团前，县上领导有交代，蒲剧团搞不下去的话，在河南搞个豫剧团也好，我想这是个好机会，后来一谈就成了。于是把仅有的一些钱花在这个剧团上，在芦氏县演出了10场，结果质量还是不行，收入仍然不好。再加上在主要演员身上用钱过多，其他演员又因没有给钱喊着要走，眼看就要鸡飞蛋打散摊子。无奈之际，我请芦氏县委宣传部帮助解决，在谈的过程中，发现芦氏县想要这班人，我真是谢天谢地，于是我便顺水推舟，由芦氏县付了县蒲剧团原花的费用，解决了剧团没钱吃饭、没钱唤回演员的困难。我们在芦氏县住了80多天，到了中秋节，当时我想豫剧没搞成，蒲剧团也难维持下去，不如向县上交差，解散剧团。何况县上本来也有话，说真正搞不成就算了。我和有关人员商量，准备中途演出几台戏，打道回府，向县上交差，把往回走的胶轮车都雇好了。那天黑夜里下了大雨，山路冲断，不能起身，我躺在床上纳闷，这时老党员、副团长罗玉华找我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讲：“任指导，因为剧团搞不好，县上才派你来想把剧团搞好，你来不到半年，就想向县上交差，把剧团垮在你手里，如果散了，我回家种地，你呢，你今年才21岁，你好好想想。”他的一席话，使我茅塞顿开，打定了我要把翼城蒲剧团搞好的决心。后来经过整顿班子，当年就招聘了张庆华、王福海、陈克等10多名演员，加上原来的亓俊美、张秀娥等主要演员，组成了一个行当比较齐全、能够文武兼打的60多人的演出队伍，继续在黄河两岸演出了。将近一年，收入好转，士气大振。这段历史至今虽已过去了60年之久，但都让我铭记在心，难以忘怀。它让我深切地感到，人的一生道路漫长，但要紧的就那一两步，走好了就过了坎，走不好就跌倒了。1954年聘请导演魏影来团，他是个全把手，能编、能唱、能拉、能导，经过一番支持鼓励后 ，他很快为剧团移植了几个当时晋南别的剧团没有的戏，如《屈原》、《戚继光斩子》、《凤还巢》等，使剧团面目一新，名噪一时。一年多后，回县演出，人新戏新，一炮打响 ，领导和群众从此对剧团刮目相看，魏影、亓俊美、张庆华、张秀娥几位主要演戏人员，都为振兴剧团立了汗马功劳。 

　　到了1954年10月间，为了加强县剧团的领导力量，县上派伊廷礼同志到剧团担任团长，我仍任指导员。1956年7月2日我由韩传家和骆玉华同志介绍在县政府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，从此剧团成立了党支部，由我担任党支部书记。到1958年8月间伊廷礼同志调走，县上又派郭长荣同志任剧团党支部书记，让我再次担任团长。在这几年中，我们配合得很好，为了给剧团培养接班人，除随团培养学员外，还成立了戏校，招收了30多名学生。经过培养，这批学生中出了不少佼佼者，后来有几个都为当时晋南地区蒲剧界的骨干。如朱秀英、亓建生、解光礼、常志民、谭兰英等。这批后生的成长，主要应归于亓俊美、宋荣庭、陈益镜、吕王双等师付对学生的严格训练。我在剧团干了9年，带剧团走了3省、5个地区、70多个县市、500多个地方演出，每地少则一两天，多则三五天，就要换个台口。从城镇到农村，从工厂到矿山，虽尝尽了酸甜苦辣，但如今回想起来，其人其声，其情其景，幕幕重现，意味无穷。 

　　1961年我调回文教局，不久文化和教育分开，领导让我任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馆长。1963年受省第三次文代会启示，我想狠抓一下文学创作，先后往文化馆调回几个有一定创作能力的人，还从社会上组织一些文学爱好者，形成了一个业余创作集体。其中，戏剧、诗歌、美术、音乐各方面人员都有，先组织他们进修学习，外出参观，开研讨会，互教互学，仅仅几年，他们中一些人在国家和省级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，并且各有建树，在省市文化界颇有影响。如尹开章、李廷玺等创作的现代戏《在红旗面前》，当时县蒲剧团在太原演出后，深受好评。后来此剧本被临汾蒲剧院采用演出，并定为华北区汇演剧目，可以说那个时期，是我县文艺创作的一个活跃时期。近期《今日翼城》报发表王永泉的文章，说我是翼城文化掌门人，这是对我的抬举，愧不敢当，不过能和这些文人为友，我也感到自豪。 

　　1966年后半年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翼城开始后，我这个小小县文化局副局长，也被造反派列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当权派，还遭到批斗。到1967年春天，县上造反总指挥部将我和农业局技术员高金邦同志，一同下放到里砦公社西沟大队去接受劳动改造。到了这个村，我和老高商量说，不管文化大革命搞成什么样子，帮助老百姓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总没有错。于是我们一面和群众参加劳动，一面发挥高金邦同志的技术专长，指导群众科学植棉，把这个大队的400多亩棉花管理得无虫无草，生长得齐刷刷的一块胜过一块。后来，县社两级干部群众多次来此参观，并在西沟大队召开现场会，让高金邦传授经验。因为在西沟大队工作搞得很好，当年秋后，公社又把我和几个同志调到老官庄大队。这是公社的一个大村大队，人口3000多，且派性很大，两派斗争激烈，联合不起来。我进村后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，经过和上百名的群众干部座谈，认真分析研究，认定原大队支部书记王明和是个好同志，多数一派拥护。而主张向他夺权的少数造反派群众，人虽少且能量很大。因为多数派用压少数的办法，结果越弄矛盾越大，两派斗争越激烈，很难联合起来。通过我们多方面的做工作，支部书记公开检讨过去的错误和缺点，多数派正确地对待少数造反派群众的正确意见，该说明的说明，该解释的解释，该采纳的采纳，从团结愿望出发，使两派很快联合起来，并吸收少数派群众代表进入两委班子，领导全村广大群众团结一致，抓革命，促生产，原来的混乱局面很快得到扭转。老官庄两派问题的解决，对全公社其它大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公社召开大会，介绍老官庄克服派性，增强团结的经验，当时几个派性斗争激烈的村子，也很快联合起来。 

　　到了1968年，在公社书记陈德虎的推荐下，让我留在里砦公社，任公社副主任，1970年县委又通知我继续留在里砦公社担任党委书记。里砦是个大公社，人多地多，但是个旱地区。我先和燕怀玉后和闫立成同志搭班子，我们团结公社一班人，从当地生产实际需要出发，发动各村干部群众主攻打井截流、蓄水高灌，改变生产条件。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奋斗，全社共打了300多眼井，还沿河截水8处，打坝蓄水5处，基本上实现了人均半亩水浇地的目标。当时，县文化馆尹开章先生，以此为内容用翼城方言写了一段“翼城评说”，由演员王海祥表演，虽只有30分钟的节目，演出后掌声不断，深受群众欢迎，对里砦人民鼓舞很大。这个节目在内容上虽然有些地方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一定局限，但能够反映那时里砦干部群众打井抗旱的真实场面，所以我将它记录了下来，原文是： 

　　照 像（评说）/俗话说：利把折轴，合合翻车。前几天，下乡照像，就干了个次活，要问是咋回事？待我从头细说。县上搞展览要一张像片，是搞水利的英雄人物。这张照片该到哪里去拍？主管单位提供线索：浍河北支改河造地一千亩，李家垣旋洞闸沟把山挪，河云奋战五泥河，庄里大闹东门坡，南捍高灌上水，东关劳武结合，最后说到里砦公社，一年发展水地一万亩多，人均水地半亩有余，大干快上成绩突出。我想把里砦公社党委的照片，往展览馆里大大地放上一个，让那些遇难而退的同志受受教育，把眼界开阔、开阔。我主意一定便背上照相机，骑上自行车，穿过寿城林荫道，爬上官庄红土坡，过了张桥，直奔公社。正赶水利庆功会发奖，仪式隆重、生动活泼。用的全是民族器乐。等大家高高兴兴散了会，我才趁空给公社党委把来意说。没想到一提照相，他们异口同声，婉言谢绝。说是一年来大抓水利，重新安排山河，全靠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，全靠上级党委领导正确，全靠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认真学大寨，艰苦奋斗带来的丰硕成果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要照相还是到各大队去物色。比如上韩大队，过去逢到旱年，井里无水、地里着火，家庭主妇，熬煎没水添锅，娃渴了都不敢教大口喝。为了改变上韩面貌，支部书记非常坚决。三次搞水利，三次受挫折，花钱、投工，失败、流血，使一些胆小鬼心慌意乱，个别坏人也乘机煽风点火。说什么“命里没一升，只能吃八合。在鏊盘上打井，简直是卖铁砸锅。”在这关键时刻，碰不扁、压不折的支部书记李国栋，挺身而出：“同志们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咱们重整旗鼓，再装一枪药。”李国栋手捧《实践论》，英姿勃勃，带领广大群众，第四次上马挥戈。苦战四十天，把村里一眼枯井又往下打了十五米多。井深水旺，汩汩银波，二寸水泵从早晨可以抽到日头落。上韩有了二百亩水地，祖祖辈辈做梦也没想到过。公社书记这么一说，我觉得给这个碰不扁、压不折的李国栋照个相也倒不错。我立即起身，离开公社。一到上韩村，碰见个老太婆。说李国栋打井，打红了眼窝。忙得不顾吃饭，成天尽啃干馍。要在今冬明春再打四眼井，力争人均水地半亩多。老人家听说要给支书照相，赶紧又嘱托：“要照相你到井下去，趁他不防，就捏一伙。”我下到井底，把来意一说。他说他对党的贡献太少，照相还不够格，要往展览馆里拍片子，应该把北续大队的事迹传播传播。我问北续有什么经验？他说工程艰巨成绩突出。北续九百二十多口人，三千亩地全是旱坡。过去不用说浇地，人畜吃水都非常缺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他们在村北十三华里以外的石姑娘山里钻洞牵银河。清水引到村里，又建了池子两个，每次蓄水三万一千多方，保浇一千亩地宽宽绰绰。北续实现一人一亩水地，共产党员王爱民算个英雄人物。为革命抓水，九年如一日，身上脱了几层皮，洞里洒了多少血。塌方、险情，一个接着一个。王爱民手捧四卷宝书，提一把大镢，天下难关都可破。给这样的人物拍照，当然也挺合适。我离开上韩，爬上北续坡。到了村里给王爱民照相，他说要照水利英雄还是上西角。西角大队五百四十口人，在里砦公社最高处住着。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，西角大队家底很薄。人都说，穷西角，尽是坡，天旱不出苗，下雨把地冲成豁。那里群众冲破了保守思想枷锁，建立了新班子，老中青三结合。支部书记杨永朴，贫而有志，朝气蓬勃。决心在绵山上打井，挖出清水浇山坡。当时来了一位思想保守的大干部，坐着小卧车，来到村里，一吃一喝，皮鞋一脱，坑角一坐，晃动烟斗，凉水乱泼：“西角地下无大水，你们不要想把鸡儿奶喝”。杨永朴打井心比火热，不怕大人物指手划脚。认真学习马列，攻读毛主席著作，坚持实践第一，坚持从干中学。井不出水一直打，敢把地球给戳破。没有资金，穷干，没有机器，用镢。杨永朴不分昼夜，在井下奋战二十个月。打成了六眼深井，全大队每人一亩水地开了快车。你要照相，快上西角。北续的同志这么一说，我扭头就上了绵山坡。好容易到了西角，日头眼看要落，照相光线已经微弱，找到杨永朴，顾不得细说。端起照相机，把光圈放大一档多，刚把快门一按，老杨偏偏擦汗，右手在脸上这么一抹。他说：唉！要往展览馆照相，还是天马大队合适。打了二十五眼深井，才用十五个月。水地发展到一千八百亩，比过去二十年的五倍还多。我连忙跑到天马，天马又说西续大队不错。到了西续一谈，又说西沟大队突出。走到西沟一问，又说老官庄合适。最后来到东韩，不管咋着得照一个。支部书记梁乐湖，虽说不认识，看到报纸，也听过广播。苦打苦闹，积极工作，深井打了两眼，水库建了三座，基本实现水利化，人均水地二亩多。这样的好“班长”往展览馆里放个照片最合适。我一进东韩村，迎面过来个棒小伙，紫红脸，中等个，两个眼窝，蕴藏着智谋胆略，肩扛井绳面带笑，英姿勃勃怪利索，这不是梁乐湖，还会是那个？我叫一声“老梁”！他回答一句“喔”！对，不错！我三脚两步，麻连利落，掏出照相机，也不细斟酌，咔嚓一按，照了一个。小伙子莫明其妙：“这，这，这……”一个劲地把手搓，我说时间紧迫，顾不上到你家作客，文字材料，电话上说。我回来连夜把照片冲洗放大，构图背景到还尚可，领导一验收，大错而特错，照得不是梁乐湖，是谁？是他一外伯叔哥哥。 

　　在抓水抗旱过程中，虽然当时正处在大批特批“唯生产力论”的风头浪尖上，但广大干部群众对公社的干法非常拥护和支持，涌现出一批敢于大胆抓生产的模范社村干部：像北续的王爱民、东续的谢九海、感军的胡金伟、张桥的吉明梓、西沟的许孝国、西角的杨永朴、天马的周其义、东韩的梁乐虎等，他们都是大队书记或主任。在领导生产中做出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，举不胜举，特别是公社副主任王守仁分管抓水利，各村打的井他都一个个下去查看过，他井上一身土，出井一身泥，群众一提到他没有一个不伸大拇指的，尤其是还有几位为水利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，此后多年，我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。 

　　1974年，县上将我从里砦公社调到县委宣传部，担任部长职务，当时宣传部有十五个同志，其特点是大专以上程度的多，文化素质比较高，大家相互团结也很好。遇到的最大困难是，从1974年到1976年10月将近三年的时间中，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，正是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利用各级宣传工具，妄图篡党夺权的阶段，作为县级宣传部门，许多时候只能做一些违心的无奈之举，工作时心情总不那么顺畅。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以后，上级要求县上立即成立清查办，彻底清查各地与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有联系的帮派体系。县上的清查办组建起来后，又将我从宣传部临时抽出来，去担任清查办主任，具体组织领导完成清查任务。正好又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前，原临汾地区一个造反派头头在翼城县革命委员会担任了副主任，被地委列为重点清查对象，由翼城清查办具体负责清查。这样一来，翼城清查办不仅一时成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一个关注的热点，也成了全临汾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非常关切的焦点。所以当时这项工作成为我工作几十年中最难完成的一项任务，既担心这个曾在文革中领导千军万马的造反派头头顶住不交待，完不成清查任务，影响全局的清查工作；又害怕他在强大政治压力下，为了自己过关，漫无边际地涉及出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，形成打击面过大 ，扭转了运动大方面，最后不但完不成清查任务，反而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。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，经领导批准，我带领清查办七八个同志，吃住在北撖村一个院子里，用两个多月的时间，经过反复学习上级关于清查工作的方针政策，深刻领会上级提出的“必须紧紧抓住与‘四人帮’篡党夺权有联系的人和事”这个要点，反复地耐心细致地向对象讲清形势，指明方面，说明前途，终于让他即较快地如实地讲清了所有与篡党夺权有关的问题，又没有形成打击面过宽，影响运动质量和速度，从而较好地完成了清查任务。这件事情使我深深感到，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许多坎坷，但只要多想国家，多想别人，不争个人名利，不投领导爱好，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，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也是容易被克服掉的。 

　　清查过后，到了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经过拨乱反正，部里人员个个心情舒畅。在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，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中，宣传部与县委党校合作，在县委党校、县直单位和各乡镇多次举办讲座会、讨论会，促使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较快较好地清除了多年形成的左倾错误思想，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，树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，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。 

　　1984年又将我调统战部，担任部长职务兼县政协副主席。当时统战部的任务主要为统战对象落实各项政策，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，因为统战部的人手很少，当时落实政策的任务又很重，所以我也经常亲自出去调查落实。如1985年本县武子官庄村有人反映，该村在台湾的原国民党军官张国顺的儿子张俊，在青海省西宁市某工厂当工人，因其父在台问题被该厂开除，此事影响台海关系，为了落实台盟政策，我亲自前往青海到这个工厂进行调查落实，终于使这个人恢复了工职。本县回民有3000多人，回民群众多次要求单独设立回民小学，加强对回民下一代的文化科学教育。为了解决好这个关系回汉民族关系的大问题，我多次向省民族宗教局申请拨款，在北关回民居住区设立民族小学一座，专为回族孩子提供了一个受教育的场所。 

　　1987年我又被调县人大任副主任，分管文教。期间，我向县委书记建议，成立了琴剧团。此前还协同文化局组织赵文台、王吉文二同志编写琴剧《家风》，这个戏在3省26个县

演出千场之多，受到省文化厅和中央文化部嘉奖。 

　　1990年我到县政府当调研员，1992年退休。从1950年参加工作，到退休时整整工作了42个年头。回顾八十年的岁月，我感到自己虽然没有大的显赫，但也没有大的挫折。 

　　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，我知道自己老了，想做个暮年守则的人，要有循规蹈矩的风度。因此我给自己定了几句话，作为退休后的律己铭：说话要谨慎，走路要小心，与事少争论，尽量不求人。从退休至今，我有三个满足，也获得了三乐： 

　　一是，满足有一个幸福、美满、和谐的四世同堂的家庭。全家9口人，两个孩子各成一家，一个在临汾，一个在翼城，夫妻、婆媳、妯娌都和谐相处，他们对我都很孝敬。孙女和女婿在北京工作，大孙子和媳妇在侯马电视台工作，小孙子在太原就读。我的外甥、甥媳、外甥女、侄男侄女对我也都很尊重，很关照。尤其是在我老伴病重时，他们日夜轮流看护，应该提及的是小外甥女李红萍在县中医院工作，常年负责给我老伴打针输液，直到生命最后垂老之时，使我非常满意。4年前，老伴离我而去，葬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，办得很风光，给我很大的安慰。办完丧事即到春节年关，侄女王秀萍和女婿王保国用半月时间带我到桂林、海南、三亚度过春节，转移我的情绪，让我很感动。我这个家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日子过得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房住，有事干，家庭和和睦睦，平平安安，欢欢乐乐，我就很知足，这个知足就是难得的幸福。此乃一乐。 

　　二是，满足不孤单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：“世界最美好的东西，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底都很真挚的朋友。”退休后，县上又让我在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当了十年副会长。一二十个老同志在一起，为社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也不显得寂寞。同时，我还有一批老朋友、老同事，也有忘年交，隔三过五相聚。有时三五人，有时一两人，交谈得海阔天空。国际国内的时事政治，古今中外的奇闻怪事，畅所欲言，各扬所长，各谈所知，谈兴一浓，哈哈一笑，忘了烦恼，其乐无穷。特别是有几位挚友经常借着小酒，谈古论今，体会到什么叫“把酒临风”的快意人生。我认为善养生者，不可不交有道之士，而且是有道而善谈者。特别是挚友，心里有话就说，有烦就诉，无伤大雅。因为每个人都有烦事，说出来是药，装在心里是病。俗话常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我所交的朋友，纯粹以友谊为重，相互平等，各无所求，无杂质。古人说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”这是一种缘，也是一种福，是一种欢乐，也可说是人间重晚情吧。此乃二乐。 

　　三是，满足于赚了，够了。赚了，是没想到能活到八十岁，超过全国人均年龄。够了，是感到国家给我的工资够花了。我常想一二，不想八九，俗话说：“不如意的事常有八九。”剩下来的一二岂不是顺心如意的事吗？我不和人攀比，不与人争高低，一切顺其自然，知足就是幸福，知足才能常乐。人到暮年，时日短暂，何不乐而为之呢？我爱读书、看报、记笔记，我体会以书和报为伴能长精神，几年来我记有十万多字的读书扎记，每隔几天翻开看看，兴致高昂时加以朗读，让人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，这又是一番新的享受。我抓住健康这个“1”，锻炼身体，打太极拳，从不间断。我爱打电话，和亲朋孩子聊天，消费一次，高兴一回。饮食上吃些家常便饭，忆些昔日往事，叙也香甜，心也香甜。进入鲐背杖国之年，有一个好形象，好心情，好身体，活得高高兴兴，痛痛快快。此乃三乐。 

　　回望80年走过的历程，有胜利的兴奋，也有挫折的懊丧，正反经验教训，使我彻悟了如何做人，如何处事。概而言之，只有四条： 

　　一、对父母要孝顺，对妻子需敬重。古人语：百事孝为先，养育之恩大于天，衡量一个人的首要标尺在德，而孝为德之本，忘记父母养育之恩，不孝顺不瞻养老人，会被人骂作丧尽天良的人。我的父亲年老以后爱喝酒，爱看戏，爱下棋，爱看演唱材料。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，我工资虽然十分微薄，但每月至少要给他5到10元零花钱，再买三斤白酒。他爱看戏，又逢我搞剧团，每次看戏，我先给他往台前搬上板凳让他看好。每次走西安、河南回来，总要给买点他爱吃的西安的辣羊肉，潼关的咸菜、芦笋和闻喜车站的煮饼，或北关的小车牛肉等，并带些文化馆编写的演唱材料。他有个小箱子，专门保存他爱吃的东西。有时我回到家，见他戴上花镜，边吃边喝、边看边唱的高兴样子，心里非常愉快。他在下棋时反对别人打扰，全家总要等他下完才吃饭。我回到家时，晚上睡觉前和早上起床后，都要先去看看老人被子盖的好不好，睡的怎么样。人老怕冷，我给二老买了皮袄和毡窝子暖鞋，他嘴里的牙换了一次又一次。他年老后由于心情愉快，到八十多岁时，还要种自留地，开小块荒地，一年拾的柴，几年烧不完，我的二姐和我住在一个村里，经常给老人送点好吃的，做衣服添鞋袜，并不断把老母亲接到她家一住一两个月。 

　　二、对工作要有信心。国家把重任放在你的肩上，你就要有负责感，要有信心来完成好。我很自信，因为自信是一种勇气，没有勇气就不可能做成事。尽管各个时期职务不同，我总要拿出一种拼搏精神，做到干一行，钻一行，爱一行。首先是加强学习，注重实践，以最大努力去获取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，争取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手。只有理论根底厚实了，认识水平提高了，眼界方能开阔，看问题、办事情的立脚点才会高，工作才会得心应手，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卓越成效；其次是要学会“借脑引智”，用好下属。就是用好同事们的长处，少指责他们的短处，我常听他们的不同意见，以弥补自己智慧的不足，这就是人常说的：一个人的心眼不够使，十个人的心眼使不完，即使是圣人，也是圣人先学众人，然后才是众人再学圣人。所以好手不如合手。我能活出今天这个样子，要感谢帮我助我的人，被我感动的人和事太多了，我都一一铭记在心。我感到生在世上，被人想念是一种幸福，想念别人也是一种幸福。 

　　三、对同志和对亲友要有诚心，能帮就帮，能助就助。我一生爱才惜才，愿意帮助有才之人成长，努力向领导推荐任其选拔任用。但帮助别人不求感恩，只要被帮助的人能转化成一种鞭策自己的力量，做好工作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助人的事，自己不得意，也要尽量让别人得意，自己得意更要让别人得意，要做到已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自己要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自己，人对人好像一面镜子，你笑对方才会笑。要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，要学会宽恕原谅别人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过不去。人常说，心胸大了事就小了，心胸小了事就大了。宽恕原谅人，这也是在为自己铺路搭桥，使自己能处于被原谅、被宽恕之中。我工作了6个单位，在领导班子里，从来未闹过不团结，现在我回味，人的一生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要温柔，当然在一些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上，还是要坚持原则、宁折不弯。 

　　四、对自己要节制欲望，淡泊名利。我认为做人要注意形象，一旦扭歪了，想调过来很难。我一生没有向组织要求调动过工作，没当过模范，没受过奖励，没要过救济。在公社干了10年，没拿过村里一斤粮，一斤油。孩子结婚很少通知人，盖房不上梁，生孙子不闹满月，个人不过寿。我感到一个人欲望越多越大，欢乐就越少越小，欲望越少越小，欢乐就越多越大，活人活的就得有点“人味”。所谓人味是指一个人的本质、品性，这与贫穷和富贵无关。 

　　社会上有人说我是“老好人”，是褒是贬，我不得而知，对此我只持一种褒不锐贬不愠的坦然态度。八十人生路，虽然谨慎小心，尽量不做出格的人，不说出格的话，不做出格的事。虽做了不少工作，办了一些好事，但遗憾失误违心的事也不少，这些都已成为过去，也无法弥补，但我不求十全十美，只求问心无愧。 

　　虽说晚霞能满天，但毕竟晚霞已到，改变不了昨天，也预知不了明天。人人都想以恋恋不舍的精神活过今天，争得明天。我也想以这种乐观进取精神，把以后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更加有滋有味，以达到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“不白活一回”吧！